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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章（第1页）

禹见到九尾白狐，禹自解为“王者之证”

九尾狐与白狐的神化，并且经历了由统治阶级到平民百姓的崇信的过程。

但自汉魏开始，狐的意象开始有了妖兽的色彩，向着多元化的形象演化。

《洛阳伽蓝记》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孙岩妻）初变妇人，衣服靓妆，行路，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

。

这几乎可以算作是最早的女性狐妖以美色魅惑人而害之的故事了。

而到了唐代有关狐的故事便已是比比皆是，广为流传。

而关于狐的形象也更是丰富之至，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呈现出类型化的特点。

《广异记》中的狐之故事已成为书中主体，存文的数量颇为可观。

相对于汉魏时期的狐故事，唐代对于狐之女性形象给与了更多人性化的增色。

此外，狐也被百姓广为接受，成为奉拜之仙。

“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饮食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

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

由此，狐被幻化成具体的仙，为它进一步趋向人性化与世情化提供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民间素材。

到了明清时期，狐故事更为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由此以女性形象出现的狐女，也相应成为了这类特殊故事的主要人物，在民间广为流传开来。

在《西游记》中，狐以玉面公主为典型，全是以妖怪的形象出现，且多为女性形象，特点是以妖王或国王作为其依靠的主体。

此外，法力微弱，多靠美色也是她们的共同特点，而这一特点也反映出作者的思想观念。

此后到了赵宋时代人们的思想已被深深禁锢，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和束缚达到空前之举，但本性的需要和释放是无法被真正磨灭的。

因此到了明代，随着世情风貌大大不同，宣淫欢乐在明小说中已寻常可见。

在这种享乐与理性的矛盾中，狐狸精的形象便成了男性幻化出来的综合体。

然而，这样的狐狸精多没有完满之结局，正如玉面公主一样，死在了男权主义的正道上。

还有就是关于红孩儿的分析。

大家都知道，红孩儿是牛魔王与铁扇公主的儿子，是牛魔王家族中非常重要的成员，也是在牛魔王家族这条支线中最初显身，并触发后续情节的关键性人物。

以下首先从红孩儿的称谓入手，根据他的三个名号来进一步作分析。

关于红孩儿故事溯源。

首先，“红孩儿”

来源于鬼子母的故事。

鬼子母，在佛经中是二十诸护法神之一，北魏《杂宝藏经》有记载，鬼子母者是老鬼神王般诸迎妻。

有子一万人之多，最小的儿子叫殡伽罗，这个残暴雄虐的儿子被世尊盛于钵底，鬼子母为了救儿子，答应佛祖受于三归五戒，最终与儿团聚。

这个故事中的殡迦罗就是《西游记》中红孩儿的原型。

而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健驮逻国》中已有鬼子母的故事“梵释窣堵波西北行五十余里，有窣堵波，是释迦如来于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国俗祭以求嗣。”

元代成书的《西游记平话》已经散佚，但《朴通事谚解》中引用了其中诸多情节“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又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

此所谓刁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