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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4页）

“二战”

结束以后，美国进入了全盛时代。

生产率快速提高，居民和企业储蓄率接近10%，资本投资和住房建设繁荣发展。

在满足蓬勃的本国资本投资之余，美国甚至还有足够的储蓄从事境外投资。

在确保经济世界的领导地位之后，美国人慷慨大度地转向国内，希望确保社会下层民众也能分享整个国家发展的福利成果。

在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实施多年之后，此类“由政府发放给个人的社会福利”

在GDP中的占比达到4.7%。

然后自1965年以来，随着公共医疗计划（Medicare）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的实施，加上社会福利水平与通货膨胀率挂钩造成的社会保障项目支出大幅提高，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达40年的社会福利支出暴涨，年均涨幅接近10%——由两党联合推动。

本书后续的章节将指出，这一过分慷慨举措的不幸后果是，福利支出严重挤压了私人储蓄，挤出效应的比率几乎达到1∶1。

资本投资的减少导致生产率增速下降，如果美国没有从国外大规模借款，情况将更加恶化。

而且，为维持这种慷慨的福利水平，政府不得不尽量搜刮联邦预算的其他各类项目，才能应付社会性支出的疯涨。

我们正在消耗自己的种粮，破坏美国立足于世界所依赖的强大发动机。

我们迫切需要调整前进方向。

但这种调整，美国人在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成功过。

给读者的提示

在本书后续各章节，我将在合适的时候加上支持自己结论的附录，包括深入的解释性文字、表格、图示以及回归分析（使用最广泛的判断经济因果关系的统计工具）。

统计数据将从第二章开始出现，统计附录2–1是一个解释回归分析结果的入门级介绍。

当然对那些没有兴趣的读者而言，这些附录的内容完全可以忽略。

我相信自己的文字论述已足以阐述附录里的公式推理。

在本书展示的统计分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BEA）提供的国民收入与产值账户（NationalIncots）数据。

就在本书出版之前，国家经济分析局发布了对这些账户数据的重大修订信息。

虽然许多数据序列出现了重大调整，但本书后续章节得出的所有结论不会受到显著影响。

第13条第3款后来又被《多德–弗兰克法案》修订。

沃尔福威茨正好是后来成为世界银行行长的保罗的父亲。

让我颇为感动的是，保罗曾建议我给他的孩子们写封短信，讲讲他们祖父的事情。

第四章将谈到，我相信大多数模型中的资产价格的因果关系没有被充分表达。

例如，结合了人力和工程学的有效管理就要求深入分析人们在各类垂直层级型企业组织中的相互关系，但这只是非财务决策过程中的一小部分。

参见：IicOutlook，April2007，p.xii。

我暗自说：“我不敢相信，这样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不会给全球实体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参见：ChristinaRomerandJaredBernstein，“TheJobIRecoveryandReinvestn”

;January9，2009。

参见：JohnheGeneralTheoryofEandMoney（Whitefish，MT:KessingerPublishers，19362010），pp.161–162。

参见：Fortune，March1959。

那段时间我并不怎么走运，股票市场后来维持了多年的上涨趋势。

大约在40年后，我在一个罕见的场合大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管是非理性还是其他类型的恐惧都会控制市场参与者，使其不假思索地追求有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资产，而抛弃风险资产。

对于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转极其关键的投资者之间的细微差异，此时已被抛弃。”

——1998年10月1日，我在美国众议院银行与金融服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陈述。

回归分析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分析变量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不是纯粹出于偶然的概率。

判断因果关系必须结合经济作用方面的考虑。